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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深沉的呼唤 崇高的责任

——关于美学理论艺术片《回音》的话题

2015-05-29 15:36:45 来源:山西社科联作者:董智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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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画家、美术作品和绘画创作的经历、过程以及对其成就、价值、美学品格的整体叙述、评析,放置到深厚、宏阔、具有浓郁鲜明地域色调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和平实生动的现实生活视野中去进行多方位、多层面的阐释、解析,并揭示出它们之间所表征与蕴含着的多重文化意义,是电视艺术片《回音》独具匠心的一种积极尝试,同时它还是对当代美术文化时代精神的深沉呼唤。

  就其表现形式而言,对这部电视艺术片的基本判断定似乎应有四个标准:思想性——是否具有警示世俗的作用;批判性——是否能从深层对某种社会现象有着积极的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启示性——是否由此而通过个案现象的剖析,给人们精神、理性的启发;艺术性——其表现手法,是否构成或具有其特定的美学品格和文化层面的价值、意义……也就是通过对所表现内容深刻独到的揭示,洞见出创作者对艺术创作实践在艺术精神取向和审美品格追求上的思想脉络、精神内涵,从而体现与证实着自己独立的思考、明确的见解和所倡导的艺术观。

  应该说,用电视片的形式来展示和剖析美术作品,是有其难度的,也可以说是很难的。因为美术作品,尤其是纯表现性绘画作品,它作为独立的的视觉艺术型态,其本身已有它自身独立的形式语言,载体存在方式以及价值功能。然而正是在对这种“难以言传”的静止形态背后或深层的一系列真实生活与创作历程的寻绎、解析,对画家是怎样以其真切的感知、理解、领悟、升华以及对其感情、心灵的关注,精神探寻与展示的刻意选择中,《回音》从一个特殊的切入角度,一反从画面到画面、从艺术到艺术的一般性形式与内容的展示与介绍;而大胆地尝试着从美术域地中跳身出来,再回头反观美术文化本身,用以对其在思想性、精神品格与文化背景上全方位地予以考察与审视,揭示出它在表现理念、旨趣诸方面将美术创作活动溶入对历史、现实、时代精神的层面探源寻踪的主题,而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

  《回音》的主题,是在对历史文化时空的追寻中去印证、揭示当代绘画艺术的生命之源、生命之本、生命之力在文化继承与超越中的内在必然性。它体现出创作者对美术文化的审美历史观在创作态度、价值取向、时代美学精神追求上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其次是它所釆取的对当代美术文化立足于美术批评立场上富有理性思索的反省态度。而更具意味的是,在对历久弥新的“老话题”,在自身的人生体察、创作体验和理性认识的深切感受中,鲜明地提出了个人与社会、生活与艺术、历史与现实和当代的时代精神等内在美学逻辑的命题;提出了美术在整体文化学意义上、人文精神与情怀的本质追寻,提出了地域的本土文化与当代文化现实语境选择与构筑的质询;提出了艺术个性与共性、民族文化与时代文明构建的观点和见解,促人反省,引人深思……。

  值得肯定的是,创作者的这种尝试、选择和呼唤,摈弃了某种高谈阔、说教性的姿态和艰涩深奥的论证式的口吻。而是在倾注了自己真切艺术实践的体验和朴素感情的叙述中,始终追求着一种纯朴宽和的态度、真挚交流的心境和坦然的独白式表述——在电视音画、形象和流动切换的镜头语言中,将黄土地上古迹斑驳的神奇风貌、流传久远的故事;把苍莽高原上闪烁着明灭希冀的灯火、炽烈浓郁的民俗风情,以及它们生生不息、奋斗不已、永远充满着阳刚活力;把世代生民们人生理想,萌发、勃动的平凡生活;还有画家们求索、追寻、叩问的情思、身影;都交织、溶汇进历史、现实、未来以及生活和艺术创造的时空交借、叠置和幻化中。从而使平凡的追求和创造的过程真切清晰地展现出来,让人们看到、听到、感受到这方厚土中永恒不朽、绵延深厚的艺术魂魄与生机的辉映弥漫;理解着什么是艺术的创造、什么是艺术的语言、什么是艺术的精神、什么是真正的艺术家等等,而给人以许许多多、说不出的深深感动……

  不可否认的是,《血与火》、《晓色初动》、《出山》、《故土》等一批美术作品的问世和获奖,是新时期以来,我省美术创作在全国画坛上具有影响力的代表性作品。这种代表性,一方面是在艺术表现形式、语言上展示出了自己鲜明独特的视觉风格、艺术特质和审美价值而突破了平庸,获得肯定。一方面还在于它们从题材、体裁和主题上所体现与象征着的艺术精神。正是它们特有的表现性,深刻蕴含着的历史与现实、生活与艺术,在形式、内容上的完美辉映,具有着浓烈的地域文化特质风貌与鲜明的当代艺术品格,以及深厚、真善美的、人文情怀的内涵、份量,从而达到了深度开掘出绘画艺术内在的美学价值与文化意义,并具有着属于它自己特定时代的情感属性、审美属性、社会属性和学术品位等等鲜明特征,获得了自己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地位和作用。

  这些代表性作品,作为《回音》阐释和解析的个案,分别成为贯穿于“高原的火”(上集),“高原的灯”(下集)中既相对独立又内在联结互渗、意味深长的主体,而构成了带有着深厚历史文化情结和鲜明的艺术典型的具体象征。在这里,作者的思路和注意力,不仅在于对被讲述的绘画本身和创作过程的岁月时光的回溯。而是把这种讲述(被研讨的话题——美术本体的文化意义)放回到历史和现实文化“原生态”的深处,去揭示它们被孕育、感动和激发的契机,并重视对“中介”意义的寻找和特别的肯定。而这种“中介”确切地说便是艺术家自身文化意识的高度自觉和精神求索的理性致思。

  从艺术的文化阐释意义讲,作为感性的视觉形态的美术作品,它既是整体文化的产物,还构成着文化的本身。它不仅构成具体文化的表现形态、形式风格和文化品类,也还本能与必然地负有传承着、创生着、繁荣着文化持久的特质、特性功能和作用。在形式上它既反映出特定的文化在历史、在传统的承传内在机制上的演进脉络,又体现着、规定着文化语境发展的方向和确定性。因为一个民族文化的形式不仅有它漫长的历史演进、形成、淀的过程,而且它还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质的原创价值和独立品性的艺术本体的形态、形式和语言系统。它们既是自身文化特质得以被表现与表征的方式、手段,同时还建构起文化内蕴的特质在被表现与表征上的逻辑、秩序、特征、意义和其功能的完整性与稳定性。尽管这种文化精神在其历史的长期稳定性中,有着它相对的含混性、多义性和变异性。但它的本质却深蕴于历史遗产深远无形的方方面面,也延续弥漫和散落在现实生活许多偶然与必然的生动细节中。因此艺术、艺术家、艺术作品的产生、创造和它的超越性,一方面应建立于对这种有形文化“生态”、“基因”和生命母体的深切珍爱和特殊的珍重上。另一方面则表现在艺术家自身心灵深处和文化品格上的那种对无形“历史感”和本质上的一份清醒,以及自己的那份执着的寻觅体验和觉悟与自信。

  就艺术主体而言,思想的表现、审美精神的追求与艺术表现形式的选择所焕发出的灵感、智慧、能力。一方面是某种“自然和必然”的这种文化知性、心理情绪、情感强度以及生命体验的标志,同时他还表征和透露着一种人格精神的追求。一种人生观、艺术观、价值观、品格境界的自觉程度。一种是否能够超越自我,真正实现自我价值的主动与被动……,事实上,唯有成熟的艺术家,才会创造出成熟的作品,而成熟的意义在于他作为历史文化大背景下的继承、批判与开拓的承载者和“中介”体,是否善于注重对艺术的历史文化精神及主题意识的把握,在于他是否能主动地从历史文化精神中找到和获得本体语言表现形式的超越性继承。也唯有在创作主体的思想性、精神境界和美学意识的导引下,艺术创造和作品价值才可能具有主体自觉的超越性追求。

  就此而言,《回音》所倡导的价值和呼唤的意义:“高原的火”、“高原的灯”所辉映透射着的灵光,不独是对《血与火》、《晓色初动》等等绘画作品的评价,不独是关于造型艺术创作方法与具体问题的探讨,而是整个对于历史与现实的当代美术文化,建立在人文情怀,人性良知以及艺术家责任感和追求时代精神的启迪与心灵呼唤。

  无可讳言,从《回音》述及的无论是作为战争题材的《血与火》,还是表现现实和平与建设时期的《晓色初动》、《出山》以及《故土》均带有明确的主题性。但它们表现、传达出的思想性、社会性的文化品格,在精神容量、时代感以及在表现形式上,其浸透其中的艺术魅力,在本质上绝然异于文革时期“主题性绘画”。把艺术作为政治工具或是政治阴谋的传声筒,只能称之为“伪主题”。而以《回音》所述及的这批绘画作品,则恰恰相反,它们是对人性、良知、人文、人类终极情怀、时代精神之真善美主题复归的,至诚至真、深情的选择和追求。

  事实上,无论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文以载道”思想还是西方绘画艺术实践与精神主题表现的历史发展中,艺术作为人类生存、发展和精神印痕,从来也永远是有目的、有意志、有历史与时代主题的活动——历史的真实性和现实客观性,决定着绘画艺术主题的确定性;时代精神、社会生活的严肃性、实在性、丰富性,决定着绘画艺术主题、品格的时代性和超越性。如果说,《血与火》是作者数十年来,默然深情地对这块经历过无数次战火与硝烟、奴役与抗争、毁灭与新生的高原上,冥冥不熄之火焰的民族生命揭示,以久久凝视、沉思、慨叹的表现欲望,在寻找到传统古壁画中“火烧云”、“元宝火”等艺术形式语言的省悟,最终获得东方壁画的形式美律创鉴,而得以这艺术成功寻译表现的话,那么《出山》等作品便是画家们对这方厚土上生生不息、世世代代、寄望着美好未来和那许多冥冥不已、追求着无限希冀,渴望走出大山、走向更广大的人间和更阔的世界的那一群群生命意志的感动与表现。而《晓色初动》则更进一步是对这群生命在新的历史情境中和时代氛围里所唤发出的对现代文明神往、追求、渴望的意识与精神辉光的集点凝聚,是对这个古老民族生命理想的升华和巨大文化觉醒深情感怀所赋予的精神象征和艺术礼赞……。特别有意味并值得肯定的是也就在这幅《晓色初动》作品中,密集皴点的山水画的笔墨技法的移植创意,不仅在形式上创生出全新的、对黄土高原千沟万壑、在苍莽厚重的视觉表现语言构成法,影响了一个时期“密派山水”技法与风格的普遍新时流行,更在绘画的形式语言创新运用上达到独特的以景写人、写景寄情之审美意境的构筑与表现语言和精神境界的形式与内容的“形”、“神”辉映。

  正是这些倾注着爱与希望、战争与和平——人类永恒主题的成功表现,《回音》如同一部黄土地“三大乐章”的交响主题,唤醒和震撼着的正是我们的时代所需要的、追求和去创造的那种良知不泯、忧思难已,赋心灵与崇高境界的艺术理想和精神梦境……

  我们似乎应该从《回音》的呼唤中得到一个明确的启示和严判的尺度,去正视和严格区别美术创作、绘画作品关于“主题性”的性质界定——不应曾因经历过“帮派”文艺、“主题性绘画”的扭曲和在迎来了真正的百花齐放、美术事业获得了空前开放了的创作空间的自由里,而在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的观念混淆和文化背景的迷乱中,忽视了美术创作对于“主题性”的重视和开掘,甚至导致某种盲从和偏见,带来空前的“失语症”。就当代美术的文化建设意义而言,我们的民族正处在一个物质、文化、精神腾飞和全面奔向现代化的大变革时代。中华民族的灵魂觉醒、自尊自强精神的塑造,历史、现实、时代的主题应该是,也必然是先进文化、文明建设的主题。同时它也自然是美术创作、绘画艺术作品的主题、没有崇高的精神美的主题,就不会有高亢昂扬的主旋律。对主题和主旋律的放弃和漠视,对民族文化资源的忽略,必然会使我们陷入一种“文化危机”的怪圈,失去主动,丧失文化自觉的主体性。更重要的是,当代的绘画艺术必然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新世纪的艺术精神反映,它体现了中国的人文精神的延续和发展,同时它又生动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结合和时代精神的新型建构,有着不可忽视的现代意义上的积极作用。我们应当,而且必须重视追求美术现代语境的独立性、时代感,但“但语言不是抽象的”,它是在历史的使用中才能被切实地认识的。因为“任何貌似抽象和恒定甚至是纯粹的语言都未能有它特殊、特定的文化身份、”而需有着文化特质的肯定。因此,我们对艺术语言的寻绎、锤炼和表现应该是,也必须是具有着民族文化特质的、历史继承和发展的、具有时代精神语境的、充满着真善美灵性的、传达着一个伟大民族精神阳刚之气与激越勃动的时代精神之声的灵魂写真。

  《回音》还告诉我们,当代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主题,同时还是我们立足现实、开拓未来必须面对的主题要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强调创作主体人格的道德理想和精神境界,高扬艺术家的责任心、使命感,重塑艺术家的人格理想,是我们面对大变革时代艺术创造的精神、道德、责任的前提。它将从灵魂深处构成当代文化、艺术精神的支柱,从而建筑起艺术理想价值获以,艺术是存在发展的基础。因为从本质上讲,艺术是时代精神的印痕,“文品即人品”,“伟大的作品是伟大灵魂的回声”(古罗马,郎格纳斯),这永远是艺术的真理。而对真善美的追索,则永远是当代艺术家的使命。

原载于《山西社科联》2001.第1期

转载于《山西大学美术学院论文百年校庆特刊》

获2004年山西省文艺评论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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